來源：《财經》雜志

　　新基建要根據不同的投資體量、投資領域，決定不同的投資主體。可以鼓勵企業參與到産業鍊的相關環節中去，成為新基建産業鍊上不可替代的“零部件”

　　圖/視覺中國

　　文 | 《财經》記者 孫穎妮

　　編輯 | 王延春

　　走進位于北京通州區的彙天雲端産業園，IDC數據研發中心的部分數據中心正在進行機電安裝。該産業園聚焦5G、AI、金融科技，是北京單體最大的數據中心。

　　彙天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負責運營該産業園。該公司CEO萬冠群向《财經》記者介紹，公司依靠超大體量的數據中心資源，為金融科技、高科技、互聯網企業和政府機構客戶提供數據中心服務和雲計算整體解決方案。

　　在距離北京130公裡的保定徐水經濟開發區，投資40億元的彙天網絡“保定雲計算數據中心項目”也在2021年7月落地，目的是為了幫助雄安新區打造新一代數據中心。

　　新基建浪潮下，站上風口的不僅是大數據中心。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之後4月，官方首次明确指出了新基建的七大領域：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自此，新基建成為投資主線，漸次在各地四面開花。在各路資本追捧下，與新基建相關的企業股票也推起多個漲停。

　　事實上，新基建正孕育着數十萬億元級别的巨大藍海。賽迪研究預計，到2025年，新基建七大領域的直接投資将達10萬億元左右，帶動投資累積或超17萬億元。相關機構預測，到2025年，5G的總投資規模将達到1.5萬億元，直接拉動的産出是10.6萬億元，間接拉動的産出是24.8萬億元。

　　各界也将新基建視為高質量發展的加速器。從2020年開始，各省市開始密集部署新基建，紛紛發布新基建建設路線圖，承諾投資規模都在數千億元甚至萬億元不等。例如，成都市和浙江省計劃2020年至2022年三年期間分别完成新基建投資1.13萬億元和1萬億元。

　　然而，在宏大藍圖下，各地也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資金缺口。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和業内人士表示，當前新基建投融資面臨諸多困境，融資模式不健全，融資渠道單一，社會資本參與度低，民營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

　　2021年5月，在2021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全國政協委員、證監會原主席肖鋼也表示，新基建建設資金需求量巨大，而社會資本投入卻不足，尚未形成政府引導、企業為主、市場運作的投融資格局，制約了新基建發展。

　　同時，《财經》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新基建的充電樁和數據中心等領域已經有盲目建設、産能過剩現象。業内專家和從業人士也表示，新基建要警惕重走“四萬億”老路，避免出現一哄而起、盲目建設、産能過剩的問題。

　　投融資困局

　　随着新能源汽車的普及，用戶對充電設施的便捷性要求越來越高。北京市豐台區南三環西路91号院特瓦特寶隆超級充電站内，《财經》記者看到前來充電的新能源出租車、私家車、環衛車絡繹不絕。與普通充電樁不同，超級充電站依托雲平台、大數據管理，充電速度更快，加上類似加油站一樣的充電站運營模式，提升了用戶的充電服務體驗。

　　一位正在充電的私家車主告訴《财經》記者：“使用超級充電站大概半個小時充滿，而普通充電樁需要一個小時，慢充需要六七個小時。我認為将來這樣的超級充電站會像加油站一樣普及。”

　　新基建浪潮下，新能源汽車充電基礎設施有着廣闊的市場前景。特瓦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特瓦特”）董事長王學啟看準超級充電站将全面颠覆現有的充電樁模式，是未來徹底解決電動車充電難、充電慢問題的主要方式，并将成為城市的基礎配套設施。

　　特瓦特目前在北京投入運營超級充電站達11個，在建和待建場站30餘座，然而面對業務的擴張，資金問題成為最大的掣肘。

　　王學啟向《财經》記者介紹，企業在最初開始規模化布局時，一度面臨着巨大的資金困境。2019年，豐台國資管理中心旗下的北京誠信佳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為其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後，企業得到6000萬元的擔保貸款支持，産品得以落地。“公司未來的融資将更多依靠投資機構、企業合作、信托基金和社會資金等渠道。”

　　特瓦特的資金缺口問題隻是一個縮影。到2025年，新基建七大領域直接投資将達到10萬億元左右，錢從哪裡來？

　　記者了解到，截至2021年8月，31個省上半年的财政收支“成績單”顯示，根據一般公共預算收支軋差，僅上海市出現“财政盈餘”，其餘30個省份均存在收不抵支問題。

　　賽智時代研究員馮詩楠告訴《财經》記者，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債務風險加大，同時，各地的财政收入形勢緊張，使得地方政府難以安排更多的資金支持新基建。

　　事實上，新基建所需要的巨額投資以及其蘊含的極大的市場機會決定了僅靠财政投資、靠專項債融資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大量社會資金的導入。

　　而馮詩楠認為，由于新基建屬于發展初期，商業模式、應用場景和投資盈利模式尚未清晰，因而目前很多社會資本對“新基建”項目還持以觀望态度。同時，新基建投資規模大、投資期限長、短期回報有限，也導緻“新基建”項目投融資困境凸顯。

　　中央财經大學國際綠色金融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紀飛峰認為，不同于傳統基建已經形成較成熟的定價機制、收費模式等，“新基建”的很多運營模式仍未清晰。他向《财經》記者舉例，比如充電樁，雖然充電樁正站在市場的風口，但目前充電樁的運營模式還并不成熟，充電樁使用率、布局等都存在較多問題。同樣，5G網絡也處于早期導入期，應用場景較少，需求還未充分釋放，一定程度限制了新基建的投資。

　　看來，培育新基建的應用市場有待時日。

　　一方面，應用市場不成熟，另一方面，當前新基建投融資模式不健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PPP專家庫專家、十大赌场免费注册總經理吳健告訴《财經》記者，目前新基建的投融資模式并不清晰，整個配套體系尚不完善。目前銀行貸款主要依靠抵押品提供擔保，傳統基建的土地、廠房容易進行抵押，但新基建涉及軟件、硬件、數據、算法等，估價較為困難，往往不符合申請貸款的條件。

　　華雲數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是國内領先的綜合性雲計算服務提供商，該公司董事長許廣彬希望銀行等金融機構能夠給科技型企業更多的支持。他向《财經》記者表示：“資金短缺是民營企業參與新基建投資最大的困境之一。新一代信息技術産業可抵押的東西很少，在向銀行貸款時，我們企業手裡隻有專利和知識産權，但很多時候銀行并不認可這些。”

　　早在2015年，特瓦特就開始研發充電設施。2018年第二代充電站研發出來，此時企業的研發已經“燒錢”5億元，産品的落地急需資金，但是當時卻遭遇融資困境。“那時，我們已經筋疲力盡了。”王學啟說。

　　北京誠信佳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在與特瓦特接觸時，公司隻有一個超級充電站點。誠信佳總經理何維告訴《财經》記者，既想支持企業，又得控制好風險，在最開始時公司也是顧慮重重，經過幾個月的觀察、調研、走訪，請教相關專家，調查同行企業，分析數據，做充電試驗，甚至蹲點訪談車主，使得公司對超級充電站以及特瓦特這個企業有了深入了解。特瓦特公司的理念、模式和技術是很先進的，無論從行業發展層面，還是國家戰略層面都有很大的推廣價值，應該獲得金融支持，最後決定為特瓦特提供融資擔保支持。

　　“目前特瓦特布局的速度比預期還是慢了些，在實際運作中資金問題依舊很難。”何維坦言，當前金融系統相對僵化、改革創新相對滞後，制度亟待創新，否則就會喪失對新基建等科技企業的支持能力。傳統基建項目等大多有政府背景、有土地、房産等抵押物，但新業态、新模式有可能形成其他更有價值的資産作為新的抵押物，需要金融機構研究和挖掘。

　　然而，融資模式不健全，融資模式單一，融資工具創新不足，成為新基建融資受限的幾大門檻。

　　與傳統基建不同，新基建涉及的領域複雜，不同領域的産品屬性也有很大不同，紀飛峰向《财經》記者表示，當前傳統的、較為單一的銀行信貸等融資渠道和工具已經不能滿足新基建發展的需求，需要多元化的融資模式。新基建的産業鍊很長，産業鍊的上中下遊需要不同的融資方式才能支撐整個産業鍊的發展。

　　王學啟目前就在考慮通過更多元化的方式進行融資。他告訴《财經》記者：“對于強調研發的很多新基建企業來說最初階段可能是虧損的，但是銀行看現在，風投看未來，對于我們企業進一步的布局，未來的融資将更多依靠投資機構、企業合作、信托基金和社會資金等渠道。”

　　讓民營企業安心參與

　　2021年9月，投資5.7億元的華為甘孜大數據中心在四川省甘孜州得榮縣宣告開工。該數據中心由華為公司與得榮縣委、縣政府聯合打造。

　　當前，以華為、阿裡巴巴、騰訊為代表的民企，正全面布局5G、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基建核心領域。

　　民營企業在參與新基建中有着先天的競争優勢。許廣彬告訴《财經》記者，新基建科技含量高、升級疊代快，而民營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強，對前沿技術的洞察和前瞻性更加靈敏。同時，新基建與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業态聯系緊密，用戶更加市場化，且對運營效率也要求更高，而民營企業對市場變化有着敏銳的觸角，也更了解用戶的需要。

　　在傳統基建中，大部分以政府為投資主體，社會資本參與得較少，但在新基建領域，這一格局将被打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曾在演講中直言：“企業應該是新基建投資的主體，這與傳統基建完全不同。”

　　肖鋼同時表示，當前新基建的投資主體依舊較為單一，除了政府投資外，主要是三大通信運營商和一些國有企業投資，民間投資較少，活力不足。

　　《财經》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當前民營企業對于參與新基建有着諸多顧慮和擔憂。

　　在新基建支持下，制造業在加快向信息化、智能化升級，北京大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專注于智能制造方向私募投資業務的企業，該公司副總裁汪洋告訴《财經》記者，一方面，投資的回報率和安全性是民營資本投資的考量因素，但是新基建的投資周期長、盈利短期得不到回報，投資風險很大，民營資本不敢輕易介入。另一方面，目前新基建的應用還并不廣泛，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也不清晰。

　　“企業更關心的是市場有多大、誰來買單的問題，比如目前各地都在建設智慧城市，如果說智慧政府由政府來買單的話，那智慧園區由誰來買單？如果沒有落地場景，沒有現金流的回饋，企業是支撐不下去的。”汪洋說。

　　汪洋表示，由于新基建的投資周期普遍較長，企業還擔心期限錯配。智慧城市現在是中國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很多智慧城市的回收周期都在十年以上，“如果五年之後智慧城市不搞了，錢收不回來了，企業該怎麼辦？”

　　除了對風險的擔憂，目前新基建很多問題的界定不清晰也是企業顧慮的問題。“當前新基建建設隻是公布了涉及的領域，但是新基建的哪些領域是企業可以參與的，哪些領域是不可以參與的，不同的投資主體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涉及國家安全和數據安全的領域民企到底可以參與到什麼程度，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如何界定，這些問題都還模糊不清。”中央财經大學中财-中證鵬元地方财政投融資研究所執行所長溫來成向《财經》記者表示。

　　此外，新基建的5G、特高壓等領域由于投資規模巨大、投資周期長，且涉及到公共服務領域，主要以政府投資為主，同時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參與。但是，目前對民營企業進入公共領域投資以及與政府合作投資方面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使得民營資本缺乏安全感，影響其參與投資以及與地方政府合作的信心和積極性。

　　對此，溫來成表示，如果不能為民營資本參與新基建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環境，保護民營資本的利益，将戳傷民營資本參與新基建的積極性。因此，探索地方政府、國有企業與民營資本在新基建投資中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顯得十分重要。

　　《财經》記者了解到，當前新基建中很多領域相關标準的缺失也使得企業在參與投資時有諸多困惑和擔憂。

　　王學啟告訴《财經》記者：“由于當前充電樁建設标準的模糊以及并沒有整體的布局規劃，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并不願意參與各地政府的招标項目。期待相關标準的制定和統一。”

　　當前，各地都在吸引民企等社會資本到當地參與投資新基建項目，騰訊、阿裡巴巴、華為等企業在全國多地投資了新基建項目。PPP産業大講堂研究員張鵬飛告訴《财經》記者，在地方政府層面，部分地方政府由于各種複雜的原因缺乏契約精神，經常出現是政府官員換屆後新官不認舊賬，導緻企業投資到一半的項目無法推進下去，這讓民企十分恐懼。新基建本身投資周期長、投資金額大，如果投資環境不改變，會挫傷企業參與新基建投資的積極性。“以前出現過地方政府不履行協議的行為，好多民企都怕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引導民營企業等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對于新基建發展起着巨大作用，但吳健也提醒，新基建中并不是所有的領域和項目都适合民營資本參與投資。新基建投資強度大，需要協調各方面資源，民營資本受限于相關條件，在部分領域很難參與。例如，民企如果去主導上百億元的大額投資項目，對企業和整個項目來說都存在着巨大的風險。一旦風險發生，很有可能出現債務違約和項目終止的風險。因此，新基建要根據不同的投資體量、投資領域，決定不同的投資主體。可以鼓勵企業參與到産業鍊的相關環節中去，成為新基建産業鍊上不可替代的“零部件”。

　　警惕走“四萬億”老路

　　當前多地的新基建都将充電樁列為重要項目。近期，《财經》記者調研了北京部分場所的充電樁情況。在北京通州北苑地鐵站附近的P+R停車場共有15個充電樁，然而《财經》記者在現場發現，隻有5個是可以使用的，其餘10個無法使用，上面貼着暫停使用的标簽。該停車場工作人員告訴《财經》記者，5個可以使用的是快充充電樁，10個無法使用的是慢充充電樁，已經停用多年。

　　“這本來就是一個小型的停車場，不需要這麼多的充電樁，即使是另外5個能用的充電樁也經常是閑置的，這麼多充電樁放在我們停車場就屬于浪費。”該工作人員說。

　　記者來到通州萬達的B2層停車場，看到在不同位置分布着40餘個慢充充電樁，然而隻有一輛車正在充電，部分樁位被燃油車占據。另外還有10個快充充電樁，但是有4個黑屏無法使用。

　　一位正在充電的出租車司機告訴《财經》記者，他在使用中發現，北京各個地方的充電樁分布不均勻，有的地方有大量充電樁，但是閑置或者廢棄的非常多，而有的地方卻隻有一兩個充電樁，顯然不夠用。

　　像這樣充電樁大量閑置的情況在全國各地也比較普遍，2021年8月發布的《中國主要城市充電基礎設施監測報告》顯示，全國25座大型城市中，有22座城市單個公用充電樁的平均時間利用率不足10%。

　　王學啟向《财經》記者表示：“目前充電樁的發展是較混亂的時候，布局無序，質量也沒有标準，各地都存在大量閑置廢棄的充電樁。對不符合标準或者廢棄充電樁的處理将來也會是城市的一項難題。”

　　充電樁業内人士朱亮向記者分析，早期時，部分充電樁企業為了拿到高額補貼，盲目在充電需求并不大的場地布局，導緻大量閑置。各地在發展充電樁時缺乏前期較好的規劃，重建設缺管理，導緻充電樁分布不均，浪費嚴重。此外，相關标準的缺失也是導緻充電樁混亂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建設了大量技術含量低的充電樁，卻根本無法使用。未來，随着市場的發展以及行業的規範，這些問題将逐步得到糾正與優化。

　　面對當前充電樁市場存在的問題，未來大量新增的充電樁到底該如何布局，如何避免大量浪費？

　　專家提醒，不隻是充電樁，在新基建發展中的各個領域都要警惕出現效率低下的情況。從2020年開始到如今，各地密集部署新基建，各地承諾未來投資資金都在數千億元甚至萬億元不等。萬億藍圖讓人不由聯想到2008年的“四萬億”基建刺激計劃。在業内專家看來，當初的“四萬億”計劃雖對保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帶來了諸多副作用：低水平重複建設、産能過剩、資源浪費、地方債務飙升。

　　光伏産業就是其間最典型的例子。2009年至2010年期間，在“四萬億”政策刺激下，中國掀起了新一輪光伏産業投資熱潮。

　　與現在的新基建一樣，當時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也幾乎把光伏産業列為優先扶持發展的新興産業。但是在迅猛發展之時，也出現了重複無序建設、行業惡性競争、産能嚴重過剩的問題。整個行業一度陷入低潮。

　　面對當前新基建的萬億藍海，各界都在提醒，新基建絕不能走“四萬億”的老路。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表示，新基建要防止一哄而起，“運動式增長”，留下一堆無效投資和爛尾工程；也不需要受到某種産業政策的照顧，拿補貼、吃偏飯，搞出新的不公平競争。還要防止把新基建當個筐，什麼都往裡裝。

　　數據中心也是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各地都在部署數據中心建設。然而《财經》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當前數據中心也存在利用率低等問題。

　　湖北雀保大數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廣東告訴《财經》記者，部分地區盲目建設了多個數據中心，但是當地根本不足以支撐數據中心的運轉，導緻數據中心空置現象嚴重，這種情況在二三線城市尤其普遍。“新基建适當超前建設沒有錯，但是有的地方的智能化基礎和水平以及市場完全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就建設了多個數據中心，導緻閑置和資源浪費。”

　　中國數據中心産業發展聯盟發布的《2018-2019中國數據中心行業發展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中西部的數據中心資源相對過剩，西部的數據中心整體空置率在50%以上，部分區域上架率不足10%。報告認為，過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數據中心的建設是政府和資本驅動的，并非用戶市場需求直接驅動。

　　事實上，不僅是二三線城市，相關調查數據顯示，一線城市的數據中心利用率低的情況也較普遍。科智咨詢發布的《2020-2021年上海及周邊地區IDC市場研究報告》顯示，上海地區IDC（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市場中，持續增長的需求和較高的空置率共存，呈現出供需錯配的現象。2020年上海地區IDC機房平均空置率為16.4%，部分數據中心空置率超過了40%。

　　除了數據中心，許廣彬告訴《财經》記者，5G基站也要警惕過度超前建設的情況，各地不應以基站的數量作為5G發展的标準，更多的應該去考慮利用率和效益的問題，如果應用不起來，就是大量的浪費。

　　吳健向《财經》記者表示，無論是無序建設還是重複建設，其實都與前期沒有做好規劃有很大的關系。做好頂層規劃是各地在新基建投資建設中最重要的環節，頂層規劃既要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産業布局相契合，也要與國家的整體戰略規劃相協調。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既要根據當地的實際财力狀況理性推進，還要因地制宜，選擇不同的新基建領域重點發展，而不是什麼産業都發展。

　　當前，很多地方政府在新基建的投資思路上已經有所轉變。許廣彬表示，公司在多地都有項目投資，在實踐中也感受到，在以往的經驗教訓下很多地方的新基建發展不再一味追求規模，而是更注重效率。目前，很多省市也走出了自己獨特的路子，例如山東正在打造工業互聯網的“齊魯樣闆”，加速制造業轉型升級。

　　記者注意到，北京在對5G發展進行規劃時的創新做法很值得各地借鑒。2020年，北京市發布了《北京市5G及未來基礎設施專項規劃（2019年-2035年）》（下稱《規劃》），對未來幾年北京市5G将怎麼建做出了規劃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此項規劃是由政府部門組織北京鐵塔公司等相關單位共同編制，而北京鐵塔公司是市場化主體，主營業務為通信鐵塔基礎設施建設，當前公司正全力支持和參與北京5G基站建設。

　　對此，财政部PPP專家庫專家、北京榮邦瑞明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彭松告訴《财經》記者，有市場化主體參與專項規劃編制是北京專項規劃最大的亮點，對于新基建來說，既沒有成型的規範和标準，也沒有太多可以遵循的先例，如果還是按照以前的編制方式，必然會“外行領導内行”。另外，與傳統基礎設施相比，新基建的重點在于後期運營，且市場化企業會占據主導地位，讓市場化主體參與規劃編制，可以提高規劃的落地性，有利于規劃實施。

　　彭松表示，地方在做好專項規劃的時候還要做好具體的投融資規劃：

　　第一，要明确投資邊界，政府與市場主體合作的前提要明确分工和邊界。有了投資邊界的劃分，政府和企業才能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第二，做好财力評估，這種評估不隻是對地方财政承受能力進行評估，還要針對地方未來可用财力進行綜合評估，降低投資的盲目性。近年來，大部分地方的财力已經被嚴重透支，無論是平台融資、專項債，還是PPP，花的都是未來的錢，但一個地區未來到底有多少财力，還能騰退出多少資金用于新基建，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明确的答案。

　　第三，要安排好建設時序，新基建的建設不是一窩蜂地齊頭并進，而是應該有重點、有先後地來安排。

　　第四，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對于跨部門協作的要求更高，要做好工作機制的梳理。以大數據中心為例，前期的選址建設是常規套路，難點在于後期運營，要實現數據的共享，就需要打通政府各相關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對外要協調投資人、運營商，對内要協調政府各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這種方式與以往政府管理的縱向延伸、條塊分割完全不同，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常态化的工作機制來應對這種變化。